2
岑建军在我背后猛地一踹。
我尖叫着，坠向深渊。
我的身体撞在一棵横生的树干上，剧痛传来，然后继续往下滚。
斜坡上的碎石和树枝划破了我的皮肤。
我滚了十几米，终于被一丛茂密的灌木挡住，停了下来。
我浑身都像散了架，左臂的石膏已经不知所踪，断骨处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
我能听到上面传来那几个男人的哄笑声和鼓掌声。
“可以啊，这小姑娘，演技不错。”
“老陈，这钱花得值！”
然后，我听到了我爸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和贪婪。
“陈老板，您看……这效果还满意吧？剩下的尾款……”
“急什么。”陈老板的声音很冷，“还没结束呢。”
我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根本动不了。
忽然，我闻到一股刺鼻的汽油味。
我抬头向上看去。
只见岑建军手里提着一个油桶，正往下倒着什么。
液体顺着斜坡流下来，浸湿了我的衣服。
是汽油。
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爸……你干什么……”
我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上面的陈老板笑了起来。
“光跳崖多没意思。来点火，才刺激。”
岑建军也陪着笑。
“是是是，陈老板说得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
“咔哒”一声。
一簇小小的火苗在风中摇曳。
我的血液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
“爸！”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不要！”
他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在看一个与他无关的陌生人。
然后，他松开了手。
打火机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掉进了被汽油浸透的灌木丛。
“轰——！”
火光冲天而起。
5
火舌瞬间吞噬了我。
剧烈的灼痛从每一寸皮肤传来，我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叫。
白色的连衣裙迅速变黑，卷曲，紧紧贴在我烧焦的皮肤上。
我拼命地在地上翻滚，想要扑灭身上的火焰，但一切都是徒劳。
汽油让火越烧越旺。
上面的笑声戛然而止。
“操！玩脱了！”
“快！快报警！”
我闻到了皮肉烧焦的味道，那是从我自己身上发出来的。
我的意识在无边的痛苦中渐渐模糊。
最后看到的画面，是岑建军惊慌失措的脸，和他飞快跑向面包车，驾车逃离的背影。
他跑了。
他拿着钱，丢下被活活烧死的我，跑了。
……
再次醒来，是在一个纯白的世界里。
消毒水的味道很浓。
我动了动手指，全身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病人醒了！”一个护士的声音响起。
我艰难地转动眼球，看到自己浑身缠满了绷带，像一个木乃伊。
一个医生走过来，检查着我的瞳孔。
“你感觉怎么样？”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发不出声音。
“你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0%，三度烧伤。声带也严重受损。”
医生的话很平静，却像一把重锤，敲碎了我最后一丝幻想。
接下来的日子，是地狱。
每天的换药，都是一次酷刑。
绷带被一层层揭开，粘连着新生的嫩肉和血水，每一次撕扯，都让我痛不欲生。
我不能说话，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诅咒岑建军。
警察来做过笔录。
我用尽力气，在纸上写下“岑建军”三个字。
但警察告诉我，他失踪了。
连同那个姓陈的富商和他的朋友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天，一个中年女人来看我。
她自称是保险公司的，来核实情况。
她说，岑建军在事发第二天就去申请了理赔，但因为案件涉及刑事，保险金被冻结了。
他大概是怕担责，所以跑路了。
我的医疗费，是警方申请的社会救助金垫付的。
那天晚上，岑建军竟然戴着面罩，伪装成医护人员，出现在我病房。
他瘦了很多，眼神里充满了恐慌。
他扑到我床边，压低声音。
“珊珊，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我看着他，眼睛里没有泪，只有恨。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他妈也是被逼的！”
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我怎么知道他们玩那么大！放火是那个姓陈的出的主意！他说不照做，就把我们父女俩都弄死！”
他抓着我的手，力气大得吓人。
“珊珊，你跟警察说，是咱们自己不小心玩火，引发的山火，好不好？只要你这么说，保险金就能拿到了！”
“拿到钱，爸就带你去国外最好的医院治！把你治得跟以前一模一样！”
我冷冷地看着他，抽出我的手。
他急了，目光扫过我床头的各种仪器。
那个显示着我心跳的屏幕，还有旁边给我输送氧气的管子。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一天要花多少钱？这些机器，开一天就是几千上万！救助金能用多久？！”
他死死盯着那根连接着我鼻子的氧气管。
“你现在就是个无底洞！”
他的手，慢慢地伸向了那根透明的管子。
“与其让你这么痛苦地花光钱再死，不如……”
他的眼神变得疯狂。
我的心跳开始急剧加速，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你在干什么！”
一个护士冲了进来，打开了灯。
岑建军猛地缩回手。
他结结巴巴说不出话。
护士警惕地看着他，立刻按下了床头的紧急警报，同时大声呼救。
岑建军见状不妙，慌忙逃离了病房。
我躺在床上，浑身冰冷。
他想拔掉我的氧气管。
就因为我可能会拖累他拿到钱，他就想让我去死。
从那一刻起，我心里那个叫“父亲”的人，彻底死了。
6
岑建军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的身体在无数次痛苦的植皮手术后，慢慢恢复。
但我的脸，我的声音，我的人生，全都毁了。
出院那天，福利院的阿姨来接我。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怪物，陌生的脸庞布满了狰狞的疤痕。
我的声带也无法完全恢复，说话声音嘶哑难听。
福利院的孩子们都怕我，躲着我。
他们叫我“怪物”。
我把自己关起来，不跟任何人说话。
直到有一天，一对中年夫妇来到了福利院。
他们是来领养孩子的。
他们看到我，看到我脸上的伤疤，听到我难听的声音。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立刻掉头就走。
但那个女人，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温柔地看着我。
“孩子，你愿意跟我们回家吗？”
我愣住。
她旁边的男人也笑了，很憨厚的样子。
“我们家在山里，空气好，养人。我们还有个女儿，比你小几岁，她一直想要个姐姐。”
我看着他们真诚的眼睛，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不带一丝嫌弃和算计的目光。
我沙哑地开口。
“我……很丑。”
女人伸出手，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脸颊。
她的手很温暖。
“不丑。在我们眼里，你是最特别的孩子。”
那天，我跟着他们走了。
我有了新的名字，叫顾亦可。
有了新的爸爸，顾建国。新的妈妈，李秀琴。
还有一个不会说话，只会用手语比划的妹妹，顾安安。
他们的家，是一座朴素的砖房，院子里种满了蔬菜。
安安看到我，一点也不害怕。
她好奇地看着我脸上的疤，然后用小小的手，比划着。
妈妈在一旁翻译：“姐姐，你疼吗？”
我摇了摇头。
心里的伤，比身上的伤，疼多了。
但在这里，那些伤口，好像可以慢慢愈合了。
爸爸妈妈没有让我干重活，他们说我身体要紧。
他们把家里唯一向阳的房间给了我，每天给我做好吃的。
安安把我当成宝贝，天天粘着我，把她最喜欢的画都送给我。
我开始学习手语，为了能和安安交流。
我开始帮妈妈做家务，帮爸爸下地干活。
我开始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同学们看到我的脸，还是会窃窃私语。
但我不再害怕了。
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有一个家。
我拼命地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课本里。
我要变强，强到足以保护这个家，足以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
7
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
爸爸妈妈高兴得请了全村人吃饭。
席间，村里的三姑六婆又开始议论。
“秀琴真是好福气，白捡一个状元女儿。”
“可不是，哪像我们，自己生的还不争气。”
妈妈只是笑，把一块红烧肉夹到我碗里。
“我们家亦可，本来就聪明。”
高中三年，我几乎包揽了所有考试的第一名。
高考那天，爸爸妈妈和安安，一起在考场外等我。
我走出考场，看到他们，心里无比安宁。
成绩出来，我成了省状元。
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山村，瞬间沸腾了。
记者扛着长枪短炮涌进我们家。
当他们问起我的过去，我只说，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失忆了，是爸爸妈妈收养了我。
我不想让任何人打扰我现在的平静生活。
我选择了京城的一所政法大学的法律系。
我要用法律，做我的武器。
去京城上学前，我收到了一个从老家派出所转来的信封。
是岑建军写的。
他说当年自己是被逼无奈，他很后悔，他一直在找我。
照片上，是他和一个年轻女人的合影，还有一个几岁大的小男孩。
他再婚了，还有了儿子。
信的最后，他说他现在得了重病，需要钱，希望我能看在父女一场的份上，原谅他，帮帮他。
我把信和照片，撕得粉碎。
原谅？
凭什么？
我在地狱里挣扎的时候，他在哪里？
他在享受他的新生活，和他的新家庭。
现在，他走投无路了，又想起了我这个被他推入火坑的女儿？
我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爸妈和安安的泪光中，踏上了去往京城的火车。
岑建军，你等着。
我们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8
大学四年，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法律知识。
我成绩优异，年年拿国家奖学金，还辅修了金融。
大三那年，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法律援助工作室，专门为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职全国顶尖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我给家里盖了新房，给爸爸买了车，我把安安接到了京城，送她去最好的美术学院附中学习画画。
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开始着手调查岑建军。
这么多年过去，他以为一切都天衣无缝。
但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天网恢恢。
我找到了当年那个姓陈的富商。
他因为别的案子，早就进去了。
我以律师的身份去见他。
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我提醒他。
“十几年前，盘山公路，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一场为你助兴的‘表演’。”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我把一支录音笔，放在他面前。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可以帮你争取减刑。”
在确凿的证据和减刑的诱惑下，他交代了一切。
包括岑建军如何主动联系他，如何策划了那场“意外”，如何为了加钱，同意了他放火的提议。
他还提供了岑建军现在藏身的地方。
一切准备就绪。
我回了一趟老家。
我告诉爸爸妈妈，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能会有危险。
妈妈红了眼眶，拉着我的手。
“亦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爸爸在一旁抽着烟，沉默很久。
“去吧。”
他说。
“你是学法律的，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但你要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在。”
我抱着他们，泪流满面。
第二天，我带着我的工作室团队，还有联系好的警察，踏上了去往那个小镇的路。
岑建军，我来了。
9
我们在一个破旧的筒子楼里，找到了岑建军。
他比照片上更老，更憔悴。
常年的酗酒和病痛，让他看起来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他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中爆发出狂喜。
“珊珊！你……你还活着！你来找爸爸了！”
他想上来抱我，被我身后的律师拦住了。
他的老婆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从里屋走出来，警惕地看着我们。
“你就是他那个女儿？”女人尖着嗓子问，“你来干什么？我们家可没钱给你！”
我没有理她，只是看着岑建军。
我拿出那份十几年前的保单复印件。
“我是来和你算账的。”
岑建军的脸色变了。
“你……你什么意思？”
“故意伤害，保险诈骗，纵火，意图谋杀。”
我每说一个词，他的脸就白一分。
“岑建军，这十几年来，你睡过一个安稳觉吗？”
“你胡说八道！”
他身后的女人尖叫起来。
“我老公怎么可能杀人！你这个怪物！是不是看我们日子不好过，来敲诈的！”
她指着我脸上的疤痕，满眼恶毒。
怪物？
这个词，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了。
我笑了，声音嘶哑。
“我这张脸，拜谁所赐，你应该去问你老公。”
警察在这时走了进来。
“岑建军，你涉嫌多起刑事案件，请跟我们走一趟。”
岑建军瘫倒在地。
他的老婆和儿子哭喊着，咒骂着。
整个筒子楼的人都出来看热闹。
他被警察带走的时候，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怨毒。
“岑珊！你不得好死！我是你爸啊！”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爸？
你把我推下悬崖，点火烧我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我爸？
你拿着我的命换来的钱，去组建新家庭，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我爸？
现在，你大难临头了，又想起你是我爸了？
晚了。
回到京城，我把安安从学校接回家。
我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
安安用手语问我：“姐姐，事情都解决了吗？”
我点点头。
“那，姐姐以后会开心吗？”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笑了。
“会。姐姐以后，每一天都会很开心。”
岑建军的案子，因为年代久远，取证困难，审理了很久。
他拒不认罪，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已经入狱的陈老板。
开庭那天，我作为受害人，也作为我自己的代理律师，站上了原告席。
我脱下外套，露出了手臂上大片的，丑陋的烧伤疤痕。
我用我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向法庭陈述了十几年前那个下午，发生的一切。
我不需要煽情，不需要眼泪。
我身上的伤疤，就是最好的控诉。
当年的录音，陈老板的证词，还有我找到的，当年在场那几个富商朋友的证言……
一条条证据，呈现在法庭上。
岑建军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他指着我，在法庭上咆哮。
“是你！都是你这个灾星！要不是为了养你，我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我没有错！错的是你！”
那一刻，全场寂静。
所有人都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他。
最终，数罪并罚，岑建军被判处无期徒刑。
走出法院，阳光正好。
我抬头看着天空，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一切，都结束了。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来自监狱的一封信。
岑建军说他得了肝癌晚期，没几天好活了，想在死前，再见我一面。
我把信，扔进垃圾桶。
又过了几周，他老婆带着他儿子找到了我的律所。
女人跪在我面前，哭得涕泗横流。
她说岑建军快不行了，求我救救他。
她说，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我看着那个一脸怯懦的男孩。
“他快不行了，是报应。”
我看着女人。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那十几年前，差点被烧死的我，就可以没有爸爸吗？”
“我告诉你，他死了，是解脱。他不死，我也会让他生不如死。”
我让保安，把他们赶了出去。
我再也没有收到过关于岑建军的任何消息。
直到一年后，安安从美院毕业，开了她的第一个画展。
画展的名字，叫《新生》。
画展上，最大的一幅画，画的是一片烧焦的废墟。
废墟之上，开出了一朵绚烂的，向日葵。
画的旁边，有一行小字。
“献给我最勇敢的姐姐。”
爸爸妈妈也来了，他们看着画，看着我，眼眶湿润。
我转过身，走向我的家人。
他们站在光里，笑着，向我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