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书荒必看推荐！爱吃梨子水的笑哥的连载大作《局中人：这次，不跪》震撼来袭，主角祁同伟陈阳的成长历程令人热血沸腾，但是故事起伏跌宕，能够使之引人入胜，主角为祁同伟陈阳，已经更新了这么多内容，喜欢看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局中人：这次，不跪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从石岭村回来的第二天，祁同伟去了镇公路办。
公路办在镇政府一楼最东边，一间办公室，门框上钉着个塑料牌子，字是毛笔写的，歪歪扭扭。门虚掩着，他敲了两下，没人应。又敲了两下，走廊尽头有人探出头来，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
“找谁？”
“公路办。查一份工程合同。”
“老周去县里开会了，下午回来。”女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是法庭新来那个？”
“是。”
“那你下午再来。”她说完缩回头去，走廊里只剩下搪瓷缸子碰到门框的叮当声。
祁同伟在走廊里站了片刻。下午再来。他看看表，刚过九点。回到法庭，老刘正在院子里擦那辆自行车，链条卸下来泡在柴油里，黑乎乎的油污在盆里一圈一圈荡开。
“没找着人？”老刘头也没抬。
“去县里开会了。”
“那就下午去。不急。”老刘用一旧牙刷顺着链条缝来回刷，声音沙沙的，“对了，刚才邮政所送信来了，有你一封。”
信在办公桌上。祁同伟拆开，是陈阳寄来的。信封比平时厚，拆开倒出来——除了信纸，还有一篇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标题是《基层司法调解中的困境与出路》。作者署名“赵其良”。
祁同伟先看信。
“同伟：赵老师这篇文章发在我们社的期刊上。我排版的时候看到，给你寄一份。你上次说在学峰石话，学会了什么新词？下次信里教我两句。我的书稿下个月送审，这次是一本乡土散文集，作者是你们那边的人，写了很多山里的东西。我在校样里看到一句——‘松涛不是松树发出来的声音，是风过松针时留下的形状。’觉得这句话你会懂。陈阳。”
他看了一遍，又看了第二遍。然后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攒了六封陈阳的信，用橡皮筋捆着，放在那张旧报纸上面。
然后他翻开赵其良那篇文章。
赵其良的学术文章祁同伟在学校读过很多。那种文章通常是写给同行看的，术语密集，论证严谨，每一条脚注都标得清清楚楚。但这篇不一样。这篇发表在面向基层司法工作者的业务刊物上，语言很平，像是在说话。
他跳过摘要，直接看正文。
“基层司法调解的本质，不是判断是非，而是重建共识。在证据缺失、事实不清、法理不明的灰色地带，法官面对的往往不是一个‘案子’，而是一段‘关系’。判决可以终结诉讼，但未必能终结。调解也许达不到判决的法理高度，但它在解决的同时，保留了当事人继续作为邻居、亲属、者的可能。”
“保留当事人继续作为邻居的可能。”
祁同伟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道线。南窑村那堵墙，张大柱和李满仓签完协议之后还是没说话，但张大柱开始从夹道里走了。这就是“可能”——不是和解，是和解的可能性。
文章后面有一段话让他停了很久。
“基层法官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是‘案结事不了’。一纸判决可以让一方胜诉、一方败诉，但胜诉方可能发现自己赢了官司却失去了社会关系，败诉方可能因为不服判决而走上信访之路。基层法官必须学会区分两种公平：一种是法理上的公平——谁对谁错、谁赢谁输。一种是现实中的公平——双方都能接受、都能继续生活下去的结果。司法是一门关于‘可能性’的技艺。在基层，这种可能性不是写在法典里，是藏在生活里。”
祁同伟把这段话抄在了笔记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抄到“可能性”三个字的时候，他的笔顿了一下，想起王庭长在调解室里说的那句话——“办案不是解数学题。”数学题有唯一解。基层调解没有唯一解。只有最优解，或者最不坏的解。赵其良写的就是这个——“藏在生活里的可能性”。
他继续往下看。文章最后一段提到一个具体案例。
“笔者早年曾参与东山市某县一宗土地承包的法律论证。该案涉及基层宗族势力、村委会行政预与村民短期利益的复杂博弈。当时笔者建议办案人员跳出合同条款本身，从‘利益置换’的角度设计调解方案——以未来收益抵消当前损失，以替代对抗。最终该案以调解结案，双方至今仍保持关系。这一经验可供参考。”
东山市某县。土地承包。利益置换。
祁同伟盯着这几行字，脑子里同时闪过三个画面。第一个是档案室里那份没结的“红窑村土地承包合同”案卷，王庭长用铅笔写在末尾的那行字——“承包人外出务工，暂无法联系。中止调解。”第二个是赵其良在毕业那年对他说的话——“你去基层，会碰到很多学校没教过的东西。”第三个是赵其良在电话里说的——“有些人的能力，不是体现在他能给你什么，而是体现在他能让你没有什么。”
赵其良从来没跟他说过这篇文章。甚至没提过他参与过类似的案子。他是故意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基层业务刊物上，而不是法学核心期刊。不是他不够格在核心期刊发，而是他知道，会在核心期刊上读这篇论文的人，不会在峰石法庭的调解室里面对一堵争了十年的土墙。而会在峰石法庭面对那堵墙的人——比如祁同伟——本不会去翻核心期刊。
所以他把这篇文章发在业务刊物上。所以陈阳排版时看到了，剪下来寄过来。陈阳不懂法律，她只是看到赵其良的名字就寄了来。她不知道这篇文章对祁同伟意味着什么。
巧合。但赵其良知道陈阳在出版社。他也知道陈阳会看到他的文章。他也许还知道陈阳会把文章寄给祁同伟。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个法学教授给学生的远程授课。像他以前上课一样，不点名，不说教，只是把材料放在那里，等你自己去发现。
祁同伟把文章夹在笔记本里，合上。
下午两点，祁同伟又去了镇公路办。老周回来了。五十来岁，秃顶，穿着一件洗得发软的白衬衫，正趴在桌上写什么东西。办公室里堆满了档案盒，墙上挂着一张峰石镇的交通地图，图钉钉的，边角翘起来。
听了祁同伟的来意，老周放下笔，挠了挠秃顶的边缘。
“马有福那个工程？去年秋天的事了。他是通过招标拿的标段——也不叫招标，镇上修路，就他一家来投标。”老周站起来，走到档案柜前翻了一会儿，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合同在这儿。”
祁同伟接过档案袋，抽出合同。合同写得很简单，甲方是峰石镇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乙方是马有福，工程内容是石岭村至峰石镇砂石路维修，总价九万八千元。合同条款只有两页纸，没有资质审查，没有履约保证金，连违约责任条款都只有一句话——“双方协商解决”。
“他有没有资质？”祁同伟问。
“资质？”老周想了想，“他就是个包工头，有个施工队，十几个人。镇上修路又不是修高速公路，哪需要什么资质。”
“那就是没有资质。”
“你说没有……那确实没有正式资质。”老周的语气有点紧张了，“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
“他欠了石岭村七八个工人八千多块钱工资，跑了。”
老周的脸色变了。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包烟，抖出一叼在嘴里，划了两火柴都没划着。
“这事——你找镇里是什么意思？”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不点了，“镇里已经把钱付给马有福了，他跑了跟镇里没关系吧？”
“有关系的。”祁同伟说，“他把工程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发包方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法律规定。”
他把《劳动法》相关条款简单说了一遍。老周听得很认真，额头上沁出一层细汗。
“那……那镇里要赔？”
“不是赔。是先行垫付工人工资。然后镇里再向马有福追偿。”
老周把没点的烟放在桌上，沉默了片刻。“这事我得跟镇长汇报。”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半截，“小祁同志，你先把合同复印件拿走，等我汇报完了给你回话。”
“好。”祁同伟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身，“周主任，石岭村那些工人，最少的被欠了八百，最多的两千多。他们从去年冬天等到现在。我希望镇里能尽快。”
老周点了点头。
回到法庭，他把合同放在王庭长桌上。王庭长戴上老花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下合同，摘掉眼镜。
“法律上你说得没错。发包方对承包方的资质审查不严，导致工人工资无法追偿，发包方确实有连带责任。”王庭长把眼镜折好，放进眼镜盒里，“但实际作上，镇里不会那么痛快掏钱。你等老周汇报完了，看镇长怎么说。要是拖，你再去找。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我知道。”
王庭长看着他。
“你是在学校里学的连带责任？”
“嗯。劳动法第三十一条。”
“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王庭长把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你去查合同时，有没有注意到合同里有一条——‘双方协商解决’？”
“注意到了。”
“那就是漏洞。镇里可以说，我们没有拒绝垫付，我们正在‘协商’。协商多久？可以协商一年，也可以协商十年。你怎么办？”
祁同伟沉默了几秒。“那就催他们协商。每周催一次。催到他们不好意思。”
王庭长盯着他看了片刻，然后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但接近。
“可以。”他说，“把催的过程全部记录在案。将来万一要走行政程序或者诉讼，这些都是证据。”
祁同伟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下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祁同伟在办公室整理案卷。窗外松涛声一如既往地响着，天色暗得很快。石岭村的欠薪案子已经有了进展，老周汇报完了，镇长说“研究研究”。他准备下周再去催——第一次催。峰石的子就是这样，一件事要反复做很多次才能看到一点结果。
档案室里的老案卷他已经从一九七八年看到了一九八四年。今天翻到的是一份“相邻排水”，讲的是两户人家为了一条排水沟的方向争执了八年，最后调解结案。调解书里夹着一张手绘的排水沟示意图，墨水褪成了淡蓝色。他把这张图小心翼翼地抽出来，用空白纸重新描了一遍，夹回案卷里。
电话响了。不是桌上的座机，是腰间的BP机。他低头看了一眼屏幕——陈阳。他拿起座机拨回去。
“喂。”
“还在办公室？”陈阳的声音很轻，背景里有翻纸的声音，她大概也在加班。
“在。你呢？”
“刚看完一份稿子。眼睛有点疼。”他听见她放下笔的声音，“给你寄的文章收到了？”
“收到了。正在看。”
“赵老师的文章我排版的时候看了。里面有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哪句？”
“‘司法是一门关于可能性的技艺。’”陈阳说，“这句话不像赵老师平时写论文的风格。他以前写的东西，每一句话都像在敲钉子。这句话像在叹气。”
“不是在叹气。”祁同伟说，“是在教我。”
“教你什么？”
“教我在不可能里找可能。”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陈阳的声音又响起来，比刚才更轻。
“同伟。”
“嗯。”
“你现在做的事，是你想做的吗？”
祁同伟握着听筒，想了几秒。“是。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做着做着，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
陈阳没有说话。他听到她在电话那头轻轻呼了一口气，像是一个人在微笑时不自觉地发出的那种气息。
“那就好。”她说，“你要是说不是，我就该担心了。”
挂了电话，祁同伟坐在椅子上，把BP机放回腰间。窗外的松涛声还在响。他把今天看到的排水沟示意图重新描好的那页纸拿出来，看了看，在右下角写了一行小字：“原图褪色，重描留存。祁同伟，一九九四年八月。”
然后翻开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写道：
“赵老师说，司法是可能性。王庭长说，办案不是解数学题。说的是同一个道理——框架不会变，但装什么，取决于装的人。也取决于装的人愿不愿意去理解，他要装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写完合上笔记本，关了灯。
走出办公室，院子里月光很亮。那棵柿子树的叶子在月光下泛着银灰色，有几片已经开始卷边——夏天快过去了。他站在树下，听见远处山坡上的松林被夜风吹得翻涌不止。
松涛在说，路还很长。你先睡。
他回了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