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熬夜也要看的小说！《局中人：这次，不跪》出自爱吃梨子水的笑哥之手，男频衍生题材，祁同伟陈阳的人设太讨喜了，处于连载状态中已写117929字，这本精品小说绝对让你欲罢不能，绝对值得一看，书荒的朋友们赶紧来吧。
局中人：这次，不跪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借调回来后，祁同伟发现王庭长看他的眼神变了。
不是疏远，不是客气，而是一种很微妙的、像在打量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的眼神。有时候祁同伟在办公室写案卷，抬头时会撞上王庭长从门口经过时的目光——短暂的一瞥，然后移开。什么也不说。
有一次开完庭，两个人在走廊里碰上了。王庭长手里端着搪瓷杯，杯里的茶已经喝得见了底，几片泡烂的茶叶贴在杯壁上。他看了祁同伟一眼，说了一句“县里那个案子办得不错”，然后端着空杯子走了。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留下祁同伟一个人站在原地，琢磨这句话到底是夸他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峰石镇下了一场暴雨。雨来得突然，上午还是大晴天，下午忽然乌云压顶，雨点子砸在瓦片上像放鞭炮。院子里的柿子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刚长出的嫩叶被打落了一地。老刘冒雨跑到院子里收晾晒的案卷，淋成了落汤鸡，回来的时候一边拧衣服上的水一边骂天气。
雨停的时候已经是傍晚。祁同伟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窗外传来汽车引擎声——不是桑塔纳那种吭哧吭哧的老爷车声，是一辆好车的引擎，低沉而平稳。他走到窗口往下看，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身锃亮，车轮上沾着泥巴，车牌是省城的。
一个穿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绕过院子里的水洼，走进了法庭小楼。祁同伟听见木楼梯被踩得吱呀作响，那声音一级一级地往上爬，沉稳而有力，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脚步声停在他办公室门口。敲门声很轻，两下。
祁同伟打开门。门口站着的中年男人他不认识——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银框眼镜，面容清癯，头发梳得很整齐，夹克上没有徽章，但公文包上印着省检察院的标志。一个小小的、烫金的徽记，在昏暗的走廊里微微反光。
“祁同伟同志？”中年男人的语气是问句，但眼神已经确认了答案。
“是我。”
“我是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姓何。”他打开公文包，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这是你的调令。”
调令。
祁同伟接过信封，手指触到牛皮纸上还带着何副处长公文包里的余温。他拆开信封，抽出一张盖着鲜红公章的文件。抬头是“东山市人民检察院转峰石县人民法院”，正文很短——“经研究决定，调峰石县人民法院峰石法庭祁同伟同志至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工作。请于本月二十五前报到。”落款处盖的是省人民检察院的章，签发期是两天前。
章是鲜红的。期是两天前。从省城到峰石，开车最快也要一整天。这意味着这份调令几乎是签发当天就派人送出来了。
“本月二十五，”祁同伟说，“那还有十天。”
“对。你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一下，按时报到。”何副处长把公文包合上，“周明远处长让我转告你——他在省院等你。”
周明远。公诉一处处长。赵其良在除夕饭桌上提到过这个名字——“省检察院公诉一处的周明远处长，是我的老相识。他在关注你。”那是四个多月前。现在这个关注变成了调令。
何副处长没有多停留。他说还要连夜赶回省城，明天有会。临走前在楼梯口转过身，推了推眼镜，打量了一下走廊尽头那扇窗、窗台上拖到地上的绿萝、墙角那片剥落的灰皮。
“峰石的条件确实艰苦。”他说，语气里没有嫌弃，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你能在这里待这么久，不容易。”
祁同伟没有接话。
何副处长下了楼，黑色轿车发动，引擎声渐渐远去。院子里恢复了安静，只留下轮胎碾过水洼时溅起的水声和雨后泥土泛上来的湿气息。
祁同伟站在办公室里，手里握着那份调令，很长时间没有动。窗外的天已经放晴，夕阳从云层后面漏出来，把院子里那片湿漉漉的水泥地照得发亮。被暴雨打落的柿子树叶散落在地上，有的正面朝上，有的反面朝上，青黄相间。
他坐下来，把调令放在桌上，摊平。鲜红的公章在夕阳下闪着暗沉的光。他想起报到那天——去年七月，他坐在这把椅子上，从书包里拿出赵其良给的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孟昭华的地址。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待多久。老刘说“你是第一个分到这儿来的研究生”，语气里带着同情，也带着见怪不怪的麻木。他当时想，待两年，做出成绩，调回去。
现在调令来了。不是他主动申请的，是省检察院主动发的。不是两年，是十个月。不是凭关系，是凭在峰石写的调解书、在县检察院写的公诉意见书、在档案室里翻出来的那张一九六二年的地形草图。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变成了这份盖着鲜红公章的文件。
可是调令来得太快了。快得不正常。
他想起那份公诉意见书——刘长河说被省里来的人看到了。是谁看到的？为什么会特意到峰石县来看一份基层案件的公诉意见书？赵其良说过，省检察院公诉一处的周明远处长在关注他。刘副检察长也在关注他。这些“关注”是怎么从一句话变成一份正式调令的？中间经过了哪些程序、哪些人的推动、哪些人的默许？
还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梁群峰。
当初那个招呼把祁同伟发配到峰石。现在这个调令又把他调回去。梁群峰在这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是默许，是推动，还是别的什么？祁同伟看着桌上那张鲜红的公章，心里没有狂喜，反而涌起一阵隐隐的不安。他想起赵其良的话——“你的‘局’，才刚刚开始。”
他拿着调令去王庭长办公室。王庭长正坐在桌前看案卷，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手指沿着案卷上的文字慢慢移动。听见祁同伟进来，他摘掉眼镜，揉了揉鼻梁。
“何副处长走了？”
“走了。”
“调令拿到了？”
“拿到了。”祁同伟把调令放在桌上。
王庭长看了一眼那张盖着红章的文件，没有拿起来看，只是看了一眼。然后把老花镜折好，放进眼镜盒里。他的动作很慢，每一个步骤都像平时一样——镜腿先折左边，再折右边，然后轻轻合上盒盖。
“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好去处。”他说。
“王庭长，这份调令——您事先知道吗？”
王庭长没有直接回答。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茶，放下，用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了一圈。窗外夕阳已经沉到了山脊后面，办公室里光线昏暗，搪瓷杯上的红字褪得几乎看不清了。
“半个月前，省院公诉一处有人给我打过电话。问你在峰石的表现、办案数量、工作态度。我一五一十地说了。还把你写的松山林场案案例分析发了一份给他们。”他顿了顿，“后来就没消息了。我以为要等到年底。没想到这么快。”
“半个月前。”祁同伟重复了一遍这个时间。那时他还在县检察院借调，还在整理马守财案的材料，还在反复改那份公诉意见书的第三稿。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一场关于他命运的讨论已经在省城悄然展开。他在地面上埋头活，头顶上云层翻涌，他全然不觉。
“小祁。”王庭长忽然叫了他的名字，语气比平时轻。
“嗯。”
“你在峰石待了多久？”
“十个月。”
“十个月。”王庭长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像是在咀嚼它的分量，“十个月里你办了十几个案子。有调解的，有判决的，有在档案馆里翻旧档翻出来的。你觉得这十个月，值不值？”
“值。”
“值在哪里？”
“值在学会了什么是‘不知道’。”祁同伟说，“来峰石之前，我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来了以后才发现，我连怎么跟人说话都不知道。”
王庭长没有接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山坡上，雨后的松林被夕阳照得发亮，每一松针上都挂着水珠，闪着细碎的光。
“我在这峰石待了二十年。你是第十一个被分来的年轻人。”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放在桌上。笔记本是牛皮纸封面的，边角磨得发白，内页泛黄，用钢笔写得密密麻麻。那一页上列着十个人名，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期和去向。有的写了“调市法院”，有的写了“下海经商”，有的只写了期，后面空着——大概是连去向都不知道。
王庭长指着最后一行空白处。“你的名字，你自己写。”
祁同伟接过钢笔，在第十一行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在名字后面写上期，在期后面写上——“调省检察院”。
王庭长看着那行字，没有说话。
“前面那些名字，”他终于开口，“有人去了市里，现在不了。有人下海了，赚了钱。有人调走了，再也没有消息。”他合上笔记本，手指按在封面上，指节粗大，关节上有长期握笔留下的老茧，“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在这里不是熬子，是过子。这十个月，你不欠峰石什么。峰石也不欠你什么。”
“峰石给了我很多。”
“那是你自己挣的。不是我给的，不是老刘给的，不是任何人给的。”王庭长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关上抽屉，“下面有下面的难，上面有上面的险。你在这里学会了怎么跟老百姓说话。到了上面，你要学会怎么跟权力说话。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在下面，话越实在越好。在上面，话要在脑子里拐三个弯再说出口。”
“王庭长，您当年为什么不去上面？”
王庭长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雨后的山风灌进来，带着泥土和松脂的气味。他站在窗前，背对着祁同伟，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微微颤动。沉默了许久才转过身来。
“我这一辈子，只会一件事。就是坐在调解室里，听老百姓说他们的难处。上面的人，比我聪明。但我的位置在这里。”他坐回椅子上，“你不一样。你年轻，有能力，有赵老师这样的引路人。你该去你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王庭长——”
“不用说什么。以后有空，回来看看。峰石法庭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祁同伟站起来，朝王庭长鞠了一躬。不是点头，是鞠躬。王庭长坐在椅子上，微微颔首，算是受了这一礼。当他直起身来时，看见王庭长已经把老花镜重新戴上，低下头继续看案卷，手指沿着文字边缘慢慢移动。他没再说什么。这是他送人的方式——用常淹没不舍。
从王庭长办公室出来，祁同伟给赵其良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赵其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贯的平静。
“赵老师，我收到调令了。”
“我知道。”赵其良说，语气像是在说一件意料之中的事，“省院公诉一处。报到期是二十五号。”
“您知道？”
“调令发出之前，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赵其良顿了顿，“公诉一处的周明远处长，是我的老相识。他看了你在县检察院写的那份公诉意见书，说你证据分析逻辑严密，文字功底扎实，是公诉一处的路子。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刘副检察长也看过？”祁同伟问。他握着听筒，目光落在墙上那张时间轴上——那是他梳理马守财案时贴在墙上的图表，红蓝黑三条线交错延伸，终点处用圆珠笔加了一行小字：“借调期终，证据链完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短的一瞬。赵其良继续说：“刘副检察长是我的老同学。他在省院下来督导时看到了你写的那份公诉意见书，也在基层考核材料里注意到了你在峰石的表现。他是说了话的。”
祁同伟没有出声。他想起何副处长说的话——“你的调令是周处长亲自签的。”一个处长签一份基层人员的调令，通常不需要副检察长过问。但刘副检察长“说了话”。不是签字，是说话。在体制内，“说话”比签字更重。
“同伟，”赵其良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丝不寻常的郑重，“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梁群峰知道这份调令。他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他只是没有反对。这份调令能到你手里，不是因为有人替你扳倒了他，而是因为你在峰石的表现让他没有理由继续压着你。他用‘发配’来定义你，你用‘锻炼’重新定义了自己。他再压你，就是打压人才，而不是管教年轻人。这是两回事。”
沉默了两秒，赵其良又问：“你有什么打算？”
“先回省城报到。然后好好。”
“好好。但不要以为回了省城就万事大吉了。峰石是明面上的苦——路远、房子破、冬天冷。省城是暗地里的难——关系复杂、利益交织、每一句话都要在脑子里过三遍。你在峰石学会的是怎么沉下去，到了省城你要学的是怎么站稳。两种完全不同的本事。”
“王庭长也这么说。”
“王庭长是个明白人。他的那二十年，不是白待的。临走前多听他说几句，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用时间换来的。”
挂了电话，祁同伟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雨后的山谷起了雾，白蒙蒙的雾气从山脚往上升，把松林遮得若隐若现。他想起王庭长笔记本上那十个人名。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有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有的故事还在继续。他将成为第十一个，而这个故事的走向，还取决于他自己。
晚上，祁同伟在宿舍整理行李。他的行李比十个月前多了几样——一床老刘给的羊毛毯，说城里买不到这么厚实的。一包李保田托人从石岭村带来的柿饼。一个用麻绳捆着的纸箱，里面是他在峰石十个月的笔记本和案卷复印件。还有那本《远山集》，陈阳在扉页上写“三年比我想的久”，书脊已经被翻得有些松动了。
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放进编织袋里，忽然想起一件事——他答应李保田，明年开春去石岭村摘柿子。峰石的柿子是冻过才甜的。但如果他走了，石岭村那些刚种下的树苗，谁来摘果子？
也许李保田会摘。也许李保田会托老刘给他寄一筐冻柿子，和去年老刘在院子里打的那一筐一样。也许他会自己回来摘。
他决定走之前去一趟石岭村。
整理到半夜，他走出宿舍，站在院子里。雨后的夜空格外清澈，银河从这边的山头跨到那边的山头，密得像是有人在黑色天鹅绒上撒了一把碎钻石。那棵老柿子树的嫩叶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响声。
他在柿子树下站了很久。想起第一天到峰石的时候，老刘把桑塔纳停在法庭门口，他推开车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柿子树。那时候树上挂着青色的柿子，老刘说十月份就红了。后来柿子真的红了，老刘架着梯子打柿子，他在下面用床单兜着。再后来树叶落光，柿子也吃完了，只剩最后一个摆在窗台上，从橙红变成深褐。再后来春天来了，树又发芽了。
现在芽已经长成了叶子。叶子还是嫩绿的，薄得透光。
他摸了摸树，转身回了宿舍。